安吴青训班（以下简称青训班）被誉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摇篮，青年运动史上的丰碑”，是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党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需要，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出面，于1937年10月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主要作用是培训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

开班短短两年时间里，青训班办学14期，培养学员12000多名。这些学员大多参加了抗日救亡斗争，组织推动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为中国青年运动谱写了光辉篇章。还有部分学员毕业后被派往国统区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的胡乔木、冯文彬、史洛文、孙敬文、张午、罗毅等人，还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这些成绩的取得，和青训班党组织及上级领导融合发展青年工作和保密工作的做法不可分割。

统战“来者不拒”

根据毛主席“青训班应该是来多少收多少，来者不拒”的指示，青训班敞开大门，充分利用西安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区域、能够广泛接触各地各类要求抗战的青年这一优势，不仅大批接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爱国青年，还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了招生简章。

面对青训班的开放，国民党方面却认为找到了机会，接连派特务打入青训班进行窃密、破坏活动。史料记载，每期青训班都会接收约30名国民党军官士兵、党部委员，破坏分子就隐藏其中。1938年的一份青训班组织工作文件中也曾这样记录：青训班六连来了很多上海人，这里面有国民党派来的一些CC分子，常常破坏学校纪律，骂人、打人，不上课，骂指导员。

到了1938年后期，泾阳地方反动势力更是不断对安吴堡进行侦察捣乱，还在附近设立了秘密监视点。因为一些青训班学员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有怀表、手表，国民党特务就装扮成修表的手艺人，用闲聊的方式套取情报。学生到小吃摊吃东西时，特务也总凑上来鬼鬼祟祟地探听消息。此外，国民党还在附近新办了一些国民小学，在当地农村青年中进行所谓的“三民主义”宣传教育，挑拨青年起来反对共产党。

而青训班的学员成分本身也非常复杂。正如1938年冯文彬、胡乔木所说：“同学多了，同学的成分尤其复杂了；现在我们同学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一字不识的文盲，还有留学生，有产业工人，有贫农，有店东，有小贩，有军官士兵，有党部委员，有工程师，有国术家，有和尚居士，有蒙古人，有汉人，有苗人，有暹罗、安南、缅甸、马来、南洋群岛和菲律宾的华侨。”

面对这样的局面，青训班总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委）要求把警觉性的问题提到每个同志面前，要求支部工作“保证秘密条例”。他们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争取国民党干部的同时，着手强化保密工作、搜集特务破坏校规行为的证据。“既团结又斗争”的结果就是：青训班六连的几个国民党党员在经过几次批评与说服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青训班当局态度是诚恳的。

工作开放，组织保密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保密性强成为青训班党组织工作的鲜明特点。

首先，青训班的党组织在学生中是绝对秘密的。在秘密建立总支委的同时，青训班在各连队组建党支部，连队指导员、队长绝大部分是我党党员，但他们只以行政干部面目出现，不以组织身份出现；同时，各连队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1938年10月后，还在连队专设协理员（实际为党支部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在各连队设立党的小组，但小组之间也规定不能发生横向联系。

在为陕西省委代培干部时，青训班规定，是党员的由省委写秘密小条子带来，并把他们编在一起，对外也进行保密。对此，陕西省委持肯定态度，在总结青训班第五、六期工作时特意提到：青训班“举行秘密工作检查”“对个别疏忽及遗失重要文件同志进行纪律及全体同志之警告”“秘密文件集中”，在秘密工作方面成绩显著。

在上党课时，总支委也十分注意保密。因为党组织是秘密的，党员不公开，党员之间也不能见面，所以党课全部在黑夜进行。由支部书记、总支通讯员把党员秘密引入暗室后，大家席地而坐，不许吸烟、说话。人到齐了，教员就在门口讲课。为使教员能看清讲课提纲，放一盏马灯或蜡烛在门外。讲完课后，把灯熄灭，大家再分头散去。有时，青训班甚至采取讲课人站在楼梯口上不露面、只大声地讲的方式进行党课教育。此外，总支委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也是在暗室中进行。

秘密壮大组织力量

1938年3月，青训班党总支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加强了对学生积极分子的考察、培养工作，开始大批秘密发展党员。后任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以及后任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的叶方就是在青训班秘密入党的。

总支委非常注意对新党员进行保密教育。新党员入党时要秘密举行庄严肃穆的仪式，但每批只能一至两人，由介绍人带领参加。总支负责人主持宣誓仪式，墙上挂党旗，设有领袖像。宣誓誓词为：服从党的组织，积极为党工作，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等。总支委还要求，新党员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单线和指导员联系，也不能将自己的身份向别人暴露，不编小组。

同时，青训班成立地下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刊物，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力。

1938年冬，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在西安逮捕共产党人后，陕西省委机关被迫转移到泾阳县云阳镇，机关刊物《西北周刊》也暂时停刊。为使该刊继续出版发行，1939年1月，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第15师云阳留守处”名义活动的陕西省委和青训班共同研究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的淳耀县（今淳化、耀县的一部分）前头村秘密组建一个印刷厂，取名青年印刷厂。

青训班指派王元一、秦一飞、韩志平3人负责筹建工作。王元一等人遂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秘密购入了对开铅印机、铜模等设备，藏在马车车厢下面运回印刷厂。

随后，党组织又从西安调地下党员刘玉生（又名陆明）等，从青训班调姚文田、李庆宏等到印刷厂工作。据李庆宏回忆，1939年春，正在开荒种田的自己和姚文田等人，被连指导员找到谈话：“现在要调你们到一个秘密单位去工作，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今天下午就走。”谈完话后，李庆宏等捆好自己的行李，跟着一位同志，翻过几道山沟，来到一个村子里。走进一间普通民房后，领李庆宏来的同志才说：“今后，你们就在这里工作——这就是我们党要建立的一个秘密印刷厂。”

1939年6月，青年印刷厂正式建成，并印出第一期《中国青年》。此后，革命环境愈加险恶、条件愈加艰苦，但青年印刷厂仍然坚持运转，排印的书刊不仅有西北青救会和陕西省委编印的刊物和图书，还出版了延安的一些图书，翻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冯文彬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新方向》等。直到1940年4月，青年印刷厂随青训班迁到延安，与中央印刷厂合并后，才算完成了历史使命。

总而言之，正是依托一系列重要而隐秘的工作，安吴青训班的各项任务才能顺利进行。后来，该班学员“在鲁西、皖北、豫北、晋南、晋西、晋东、冀中各地正规军和游击队里，在华中、华南的群众工作里，在若干高级的军事政治学校和若干地方政府里，大多数都能表现出任劳任怨、视死如归的牺牲奋斗精神，大大博得了全国上下的赞许”。保密，也成为他们中许多人一生的守则。

来源：《保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