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陈策楼村的一个书香世家。他是湖北中共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39年，他秘密从莫斯科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此次任职他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既要公开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又要在险恶环境中确保党组织安全。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智慧与勇气，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保密斗争。

临危受命：秘密入疆

1939年初春，陈潭秋获准从莫斯科回国工作。7月，他接到党的紧急指示，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陈潭秋深知此行凶险，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为了保密起见，他化名“徐杰”，以商人身份途经阿拉木图转道进入新疆。抵达迪化后，他立即着手了解当地局势。他发现，虽然盛世才（1938年盛世才秘密加入国民党，1943年公开国民党身份；1939年盛世才担任掌管新疆军政大权的新疆边防督办）仍与中共保持合作关系，但由于受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的频繁挑衅，以及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等事件的影响，其政治立场开始动摇，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裂痕。陈潭秋在给中央的密电中写道：“此间环境日非，须做最坏打算。”为安全起见，他要求所有往来电报均使用代号，重要文件必须及时销毁，党员之间尽量减少横向联系。

“新兵营”里的秘密训练

1939年夏，新疆“新兵营”的学员们发现课程安排突然变得更加严格，在原本的军事训练之外，新增了许多“特别学习”，如政治课、党课，以及一项从未公开提及的内容——保密纪律教育。

“新兵营”是抗战初期由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组成的特殊部队，在苏联援助下接受现代化军事训练。陈潭秋到任后，发现盛世才态度的转变，因此格外强调“新兵营”的保密工作。他亲自编写教材，告诫学员们：“在新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监视，任何疏忽都可能给党带来损失。”

有一次，学员们在讨论时局时，有人无意中提到延安某个会议的细节。陈潭秋得知后，立即召集全体人员，严肃指出，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能提！他要求所有人养成“重要信息只记在脑子里，绝不写在纸上；涉及党内事务的谈话，必须确保周围无人监听”的习惯。

为了检验保密措施是否到位，学员的保密意识是否增强，陈潭秋秘密组织了一次“模拟演练”。他故意在“新兵营”内部散播了几条假消息，观察是否会泄露出去，几天后盛世才的密探果然得知了这些内容。陈潭秋借此向学员们强调：“敌人无孔不入，我们必须时刻警惕。”

巧用媒体：舆论阵地的隐蔽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后，盛世才与蒋介石进一步勾结，加紧反苏反共活动，新疆局势急转直下。陈潭秋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连夜召集报社党员开会，指示要在《新疆日报》立即发表社论，揭露事件真相。为避免引起盛世才怀疑，他要求文章既要立场鲜明，又要讲究策略，不能直接点名批评国民党。最终，《新疆日报》以“反对分裂，坚持抗战”为主题发表系列文章，巧妙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播了出去。

舆论宣传工作需要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报社的党员编辑们亦要严格遵守单线联系原则，同事之间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党员身份。凡是重要稿件陈潭秋都会亲自审定，甚至有时以化名撰写评论。他特别注重用事实说话，报社通过报道苏联红军的胜利消息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

此外，陈潭秋还秘密建立紧急撤离机制。他首先对在新疆工作的140余名党员干部进行严格审查，将身份可能已经暴露的同志列为优先撤离对象。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将人员分为三批，第一批是老弱病残和身份较为公开的同志，第二批是中层干部，第三批则是身份最为隐秘的核心人员。他把自己安排在最后一批，坚定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最后的坚守：狱中的保密抗争

1942年9月，盛世才以请客为名，将陈潭秋等共产党人软禁，随后关入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利诱，陈潭秋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捍卫党的机密。

在狱中，他秘密给其他同志带话：“保持健康”，这是事先约定的暗号，意为“坚守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气节”。当敌人逼他承认所谓阴谋暴动时，他慷慨陈词，愤怒驳斥这些无耻诬蔑，并历数共产党在新疆的贡献。敌人引诱他在“脱党声明”上签字时，他怒发冲冠，严词拒绝。

为使他屈服，敌人使用了抽皮鞭、压大杠、“坐飞机”、站火炭、灌辣椒水等酷刑，盛世才也亲自打电话劝降，陈潭秋均无动于衷。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下达对陈潭秋的秘密处决令。就义前，他在纸上写下：“中国共产党万岁！”

由于消息封锁，远在延安的党中央并未得知这一噩耗。在陈潭秋牺牲近两年的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陈潭秋在新疆的这4年，是战斗的4年，也是严守党的秘密的4年。从“新兵营”的秘密训练，到撤离计划的周密安排，再到狱中的坚贞不屈，他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