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悠久的保密文化。《说文解字》载：“密，山如堂者。从山宓声。”《周易·系辞上》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唐代武则天曾颁布《臣轨》一书，专列《慎密》一章，对官员的行为进行规范。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保密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保密文化进一步发展。

公文保密

三国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保密事件，恐怕非“衣带诏”莫属。东汉建安五年（200年），献帝不满曹操专权，欲奋起抗争，便找到车骑将军董承，准备下诏令他召集忠臣诛杀曹操。此时曹操早已在朝中遍布耳目，如何才能将诏书传递给董承而不被发现呢？《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指刘备）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指汉献帝将诏书事先缝入衣带，而后交与董承。董承接到诏书后便联络时任左将军的刘备，刘备当时正寄寓在曹操帐下，不便行动，董承便又召集了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等人共同谋划。因此事，董承等人均被诛杀，而刘备因早前已借机离开曹操控制，得以幸免。后来，刘备在给献帝的上表中说道：“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可知“机事不密”是讨曹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过，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董承泄密的原因，小说《三国演义》则虚构出是由董承家奴秦庆童向曹操告密导致的，这起泄密事件的真相已不可知。

与皇帝下给臣子的密诏相比，臣子写给皇帝的密奏更多。谨慎的臣子不经他人之手起草文件，而是亲自手写，有的甚至还会把奏折的草稿、底稿都销毁掉，杜绝一切泄密的可能。《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皇甫）嵩为人爱慎尽勤，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后汉纪·孝桓皇帝纪》载：“（杨秉）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失，便尽心正谏，退而削草，虽子弟不知也。”《三国志·陈群传》载：“（陈）群前后数密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可见，皇甫嵩、杨秉、陈群三人上表密奏后，都会“削草”“毁草”。因为汉代的主要书写材料仍然是竹简，“削草”就是把写在竹简上的草稿用刀刮掉，“毁草”亦是指此类销毁草稿的动作。这反映出当时的官员已具有高度自觉的保密意识。有趣的是，陈群还因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被当时不少人误以为是庸碌无为，直至曹魏正始年间，朝廷撰集《名臣奏议》，其奏疏得以公布，时人方知他的深思熟虑与诸多贡献。

军事保密

相较于朝堂之上的文书传递，复杂残酷的军事战争对保密工作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汉末三国时期的许多经典战例中，保密工作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镇守荆州的关羽挥师北上攻打曹魏，后方空虚，这时作为蜀汉盟友的东吴意欲偷袭荆州。东吴大将吕蒙先是假装生病，请孙权将其从前线调回建业休养，又举荐年轻的陆逊接任自己。陆逊到任后给关羽写信，对关羽极尽夸赞之语，说自己“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关羽看后，果然信以为真，认为陆逊不足畏，再次抽调一部分守军北上，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后方更加岌岌可危。孙权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吕蒙、陆逊率军攻打。为避免引起关羽注意，吕蒙将精兵都藏在船舱中，让人穿着白衣摇橹，扮作商人的模样昼夜行军，到了关羽在江边设置的瞭望所，将士兵都捆绑起来彻底隔绝消息，再突袭南郡城下，兵不血刃占领荆州。关羽得到消息后南归，中伏被杀。

在荆州之战中，吕蒙之所以能够奇袭成功，核心就在于信息的封锁与伪装。他首先以生病为由，举荐初出茅庐的陆逊代替自己值守，让关羽放松警惕。继而利用关羽骄傲的弱点，指使陆逊向其表露自己不才，进一步降低关羽的警觉。最后，让士兵扮作客商，出其不意直抵城下，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此战凸显了军事保密的极端重要性，即唯有确保战略意图等核心秘密不为敌人所悉，战术方能顺利实施，否则一切计划皆为空谈。

白衣渡江

此外，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曾派使者前往敌营，魏国主将司马懿不问兵事，只是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如何，使者不知是计，回答说丞相夙兴夜寐，呕心沥血，连处罚二十杖以上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每顿饭不到数升。司马懿通过这些信息加上对诸葛亮的了解，推断其大限将至，于是坚守不战，待敌生变。果然没过多久，诸葛亮便病逝于五丈原，魏军大胜。诸葛亮使者无意间泄密的事件再次告诉我们：不经意间发生的泄密，也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今天，窃密与反窃密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情报搜集和分析手段更加先进，我们必须对“无心之失”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