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吴淞一座名为“一德大药房”的两层小楼，既是开门营业的商铺，也是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的秘密堡垒。青年医生徐国璋与战友们在日本宪兵队眼皮底下，织就了一张严密而高效的地下情报网。

暗战吴淞口：延安密令监视日军

1941年初，位于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向新四军第6师下达命令，要求每日搜集日军军舰进出吴淞口的情况，摸清当地日军驻防、部队番号、人员装备，以及军用机场、仓库、码头位置等详细情报，为领导抗战提供决策依据。

当时，正在上海治病的新四军第6师参谋处侦察科科长王征明，经过秘密考察，选中了吴淞医院医生徐国璋。这位思想进步、爱国热情高涨，且掌握流利日语的青年，从此成为吴淞敌后情报工作的核心骨干。

王征明指示徐国璋用米汤密写情报，藏于药品盒或针剂盒内，通过专人单线传递，建立“收集—隐蔽—交接”全链条保密流程，这也成为此后吴淞情报组开展工作的基本准则。

1941年夏，徐国璋发展年轻的黄眷澜加入情报组，并将其住所设为秘密观察点。这里直面黄浦江与吴淞口，距离日本宪兵队仅50余米，是监视敌情的绝佳位置。徐国璋交给黄眷澜一架望远镜、一块挂表，要求她严密监视江面上日军舰艇动态，将舰艇的特定符号、进出时间、烟囱大小、吃水吨位等情况，以及附近日本宪兵队操练和人员进出情况，用特定方法记录下来。徐国璋还向黄眷澜明确保密纪律：仅用肉眼观察、使用暗号记录，严禁拍照，不留任何纸面痕迹。徐国璋则利用医生身份，携带从旧货市场购买的相机，秘密拍摄日军军事目标，将侦察融入日常行程。

1943年，新四军吴淞情报组正式成立，徐国璋任组长。他与战友逐步建立起一条隐蔽联络的军事情报网：黄眷澜收集到情报后，由徐国璋深埋地下，等待时机交给上海的张馥馨，再转交至新四军扬州情报组、东南情报站，最后到达王征明处。这种“分段隔离、层层设防”的保密架构，为情报传递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德大药房：用商业外壳打造秘密情报站

1943年起，随着汉奸控制的吴淞医院濒临停业，吴淞情报组失去了合法掩护。经组织批准，徐国璋在吴淞医院外开设“一德诊所”，后改名为“一德大药房”，将情报工作与商业经营深度融合，打造了集掩护、联络、储藏于一体的秘密堡垒。

这座两层小楼，楼下经营常用药品，楼上设为诊所，实为吴淞情报组的日常联络点。为麻痹日伪当局，徐国璋特意让汉奸翻译的舅兄入股，以商业合作掩饰真实活动，给药房罩上了一层相对安全的保护色。

与此同时，情报交接流程则经过反复演练，形成标准化操作：地下党员传递情报时，装扮成就诊病人，身穿长褂、头戴礼帽、佩戴墨镜。药房伙计以售药为名担任流动岗哨，一旦发现日军靠近，便“敲击天花板三下”，楼上立即停止情报交接，徐国璋迅速拿起听诊器为“病人”看诊，现场瞬间转为诊疗场景。

一德大药房

工作中，吴淞情报组还承担着药品输送任务。1943年夏，一批为新四军采购的药品藏在一德大药房二楼。面对日军的搜查，徐国璋以“日军订药”为由与之周旋，并请汉奸出面作证，还借机获取了盖有“日军后勤部”印章的封条，最终将药品运抵抗日根据地。

视死忽如归：传递精准情报痛击日军

1945年初，为配合盟军作战，吴淞情报组奉命绘制日军军事地图。已经确诊肺结核的徐国璋，主动向日军军官野田请缨，以“为皇军治病”为由取得了日军军服和通行证，得以频繁进出军事要塞搜集情报。为精准测量目标方位，他与战友骑着装有“路码表”的自行车实地侦察，记录距离与设施数据，全程巧妙避开日军岗哨。

徐国璋将取得的核心秘密用陶缸密封后深埋地下，即使病情恶化、咯血不止，也从未转托他人，而是坚持与张馥馨在“合兴馆”饭店等公共场所见面。两人借吃鳝糊面之机传递信息，并借助人流掩护降低风险。

吴淞情报组呈报的珍贵情报，上报中央军委后，转交至盟军驻延安联络组。由于该组军事情报及时、准确，帮助盟军轰炸机准确轰炸了驻吴淞日军及停泊在长江口的军舰等军事目标，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信心，徐国璋与战友因此获得新四军军部通报表扬。

1945年8月，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只有24岁的徐国璋因病情恶化，壮烈牺牲。这位为我党情报事业燃尽生命的烈士，用他短暂的一生践行了“严守秘密、誓死不渝”的誓言。上海解放后，徐国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陈毅市长亲自签发烈士证书。以新四军吴淞情报组事迹为基础改编的电影《51号兵站》，首映于1961年国庆节。

1991年，“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原址”被列为上海市宝山区革命纪念点。昔日情报组成员重访故地时，无不感叹：“一德大药房”的一砖一瓦皆刻满保密印记，每个角落都见证着那段生死考验的岁月。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