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同时，也领导军民展开了坚决而周密的反敌特、反渗透斗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忠诚与智慧的较量，直接关乎红色政权的生死存亡。
全民皆兵防敌特
为防范国民党当局持续派遣特务侦探进行渗透、刺探和破坏，中央苏区大力实施赤色戒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相继颁布《苏区戒严条例草案》等，为戒严工作提供了依据。同时，从区到乡各级苏维埃政权之下，普遍成立了专门的赤色戒严委员会，形成了严密的戒严网络。其主要任务包括“指导并巡查放哨、眺高、查路条、盘问可疑居民与来人、领导群众注意剥削分子的行动”等。委员会成员多从当地可靠的积极分子中选拔，确保戒严工作的群众基础和执行力。
设置哨卡是赤色戒严的手段之一。当时在苏区边境和交通要道“最远间隔5公里必设一个岗棚”。这些岗哨由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武装组织轮流值守，实行日夜不间断警戒。他们的装备简陋，多为红缨枪、梭镖等冷兵器，但警惕性极高。每个哨口通常“日间二人，夜间四人”，确保任何异常情况都能被及时发现。
路条制度是赤色戒严的关键一环。所有在苏区内通行的人员必须持有政治保卫局和地方苏维埃政府联合发放的通行证或路条。该制度颇具成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多次报道因严查路条而抓获敌探的案例。
此外，赤色戒严还特别注重对重点人群和物品的检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训令第十二号》的要求，检查站“特别注意盐贩、撑船船夫等进入苏区时，应详细搜查盘问”，并严密注意“过去逃跑出去之地主富农潜回苏区”。此外，对来往邮件、印刷品等也进行严格检查，防止反动宣传品流入和情报外泄。
保卫部门斩黑手
客观来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成立后，在反敌特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侦察和打击特务。按照规定，“秘密工作是保卫局工作的主要原则”。为此，他们在苏区边境、重要码头、复杂场所悄然设立了许多侦察站点，“对外以饭馆、客栈、商店等公开面目作掩护”，构建了一张庞大的情报侦察网络，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如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保卫局侦查部经过周密部署，成功起获了国民党的一部潜伏电台，并抓获了负责该电台的特务人员。事后，他们并未简单地销毁这部电台，而是巧妙地利用它向敌军发送假情报，最终迷惑了国民党军队的指挥系统，为红军在高虎脑战役中击溃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政治保卫局在党和政府领导，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成功破获了不少重大敌特案件。如1933年，他们在宜黄县挫败了一个以商店为掩护的国民党秘密间谍机关。该组织成员以经商为名，频繁往来于瑞金、博生（宁都）等苏区核心地带，实则从事军情刺探、策反红军战士、组织破坏等活动。案件查办时，主犯曾子生暴力拒捕、企图逃跑，最终被缉拿归案。
1934年初，他们在广昌县破获了一个更为危险的法西斯蒂组织。该组织由白军第八师参谋处直接派遣，头目以开镶牙店为掩护，在苏区潜伏长达两年。他们不仅收集红军情报，还组织地主武装在边境骚扰，散布谣言破坏苏区动员工作。该案告破后，首要分子被公审处决。这些案件的接连破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基础。
加强管理堵漏洞
在严酷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中央苏区十分注重加强内部管理和保密教育，提升军民的安全保密意识。
例如，着力加强枪支和服装的管理。随着苏区的发展，一度出现了枪支和“红军制服遗散于群众中者甚多”的问题，这给敌特伪装身份、携带武器进行破坏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4月颁布《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四十二号》，明确规定：“除正式武装部队——红军独立师团，游击队、警卫部队、赤少队以外，私人不得携带和隐藏枪支。”公职人员因工作需要配枪，必须履行严格的登记审批手续。规定只有武装部队在职官兵、政府在职工作人员等特定人员才可以穿着红军制服，且“当红军官兵和政府工作人员退职时须将军装缴还”。这些规定有效维护了红军形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从制度上堵塞了敌特冒充身份的漏洞。
同时，中央苏区还广泛深入开展思想动员和舆论斗争，绷紧干部群众保密之弦。《红色中华》杂志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发挥着教科书和警示录的作用。相关文章在揭露敌特渗透手法时，详细分析国民党如何利用人员“重新混进苏区破坏革命”，并具体描述其派遣的便衣侦探如何“装扮割禾、买东西、砍柴混进来”，极大提高了军民对于敌特分子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同时，该报还善于总结经验教训，1933年9月的一篇报道在分析敌探李甫得混入“少共国际师”案件后，尖锐地指出：“反动侦探能混入我们的革命队伍，也就是官僚主义领导的结果，形式主义者只求扩大红军的数量不求质量，客观上是帮助反革命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苏区还十分注重宣传反敌特斗争中的典型事迹。如1934年3月，《红色中华》报道了建宁县一名少先队员的做法：他在站岗放哨时查获两名白军便衣侦探，面对敌人的贿赂，他“非常坚定，金钱是买不动的”，毅然将二人扭送保卫局。同年5月，《红色中华》再次报道了群众合力擒获伪装红军的敌探，并特别强调群众“一齐带着武器上山搜索”，起到很好的鼓动作用。这些报道极大地激发了苏区军民的革命热忱，筑起了一道敌特难以攻破的铜墙铁壁。
总体来看，中央苏区时期为应对严峻的生存威胁，所采取的反渗透、反颠覆措施，是在特定环境下为保卫红色政权安全而进行的对敌斗争，其对象明确指向敌特分子与外部破坏势力，展现了我们党早期安全保密工作的探索与经验。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