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蒋介石命令杀害的革命者，是毛泽东称赞的情报专家，也是周恩来培养的红色特工。他的事迹让彭德怀落泪，让陈毅、粟裕痛心疾首。这位让国民党恨之入骨、让共产党称颂惋惜的人，就是我党早期情报专家——卢志英。
点亮明灯?投身革命
1905年，卢志英出生于山东昌邑县望仙埠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读过私塾，又受到五四运动启蒙，之后便赴东北当兵，考入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随军转战期间，卢志英目睹了军阀残暴、人间不平，心中忧患交加。为了寻求光明，他于1924年毅然脱离军阀队伍，只身南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郑州、洛阳等地，卢志英结识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刘仲华、南汉宸、续范亭等人，朝夕相处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军开始“清共”。党组织派卢志英到陕西关中一带，在地方军中开展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蒲城县保安队长。此时，当地国民党驻军正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卢志英不避艰险，在驻军中策动兵暴，后因事情泄露被捕入狱。在蒲城县教书的女地下党员张育民得知后，与一位在监狱工作的学生家长取得联系，秘密将卢志英等5人营救出来。
随后，卢志英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同时坚持自学英、法、德、日语。他以法律系旁听生的身份为掩护，组织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此时，张育民也被党组织安排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专修科学习。相同的信仰、高尚的情操和患难与共的经历，让二人走到了一起。结婚那天，卢志英夫妇收到了一对粉红色的鸳鸯枕套，左下角分别绣着“伍、邓”二字——原来这是周恩来、邓颖超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
1930年，卢志英被调往上海中央军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与钱壮飞、李克农等联系甚密，其间又北上西安，到杨虎城部与南汉宸一起开展统战、军运工作，在基层发展党组织。
1932年，中央军委特派员王世英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南京的秘密活动被特务机关察觉。中央军委当机立断，调回王世英，改派卢志英为特派员，从西安秘密赴南京。随后，卢志英发挥其卓越的统战才能，发展了国民党外交部胡济邦加入共产党，为我党和进步人士秘密出入国境做出了许多贡献。此外，卢志英还多次获得敌人“围剿”中央苏区等情报，源源不断地将其送到上海中央军委手中。
卧底虎穴?智取情报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一场绝密级的军事会议，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5省主席及各部队司令、军长等重要人物悉数到场。在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策划下，蒋介石制订了一份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也号称“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以瑞金为终极目标，由150万大军采用突击包围法，各参战部队在指定时间、指定地域从四面八方行进，在瑞金周围架起30道铁丝网、30道火力封锁线，以防止红军突围。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围剿’中的火力布置、粮草、交通、电讯、医疗等都有详细部署。”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在回忆录中写道。
然而，这份绝密的“铁桶计划”，在会议结束当晚就到了卢志英手中。这一切还得从卢志英与莫雄的特殊关系说起——莫雄早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等行动，北伐战争后却遭到蒋介石冷落。在上海赋闲期间，这位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老同盟会会员，被中央特科列为重要的争取对象。随后，莫雄通过刘亚佛结识了项与年、卢志英等中共地下党员。
1934年，莫雄在蒋介石高级幕僚杨永泰的保荐下，担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当时，蒋介石正调动百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剿”，能够打入南昌行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上海地下党组织依计而行，安排十几人随莫雄赴江西任职。其中，卢志英被任命为司令部主任参谋，不仅帮助莫雄在南昌站稳脚跟，还经常对他做思想工作。
莫雄在回忆录中谈道：“卢志英给我的影响最深，他遇事冷静、思维缜密……我与他大有相识恨晚之感。卢志英向我介绍了几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并热情地讴歌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以后的发展壮大。他讲中国以后要强大，就要走苏联的道路……当他谈到这些时，总是眉飞色舞，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洋溢于眉宇之间。”
牯岭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一整套“铁桶计划”下了山，连夜赶回司令部。卢志英深知这份情报生死攸关，必须马上送交党中央。他们先迅速将其中的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接着连夜用药水把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指挥机构等要点逐一密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
考虑到附近一带的老百姓大多是客家人，而项与年会讲客家话，便于掩护，于是三人商定，由项与年亲自运送情报。历经重重险境与艰难跋涉，这份关系着8万多红军将士生命的绝密情报终于送到周恩来手中，也促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形成前，提前突围转移，使蒋介石的“铁桶”变成了一只“漏桶”。
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委派卢志英组建上海地下抗日军事情报网。日军占领上海后，卢志英通过朋友关系，在闹市区开设了“大中华咖啡馆”，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也是咖啡馆的常客，卢志英为投其所好，举办了“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此后便常常以切磋琴艺为由，出入保岛官邸，成为保岛的“知音”。
在保岛的帮助下，卢志英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附近开了一家面包厂，美其名曰解决上海地区国际难民的口粮问题。卢志英借机将许多地下党员安排为员工，专门收集虹口一带的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后方。随着卢志英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又相继开设了三轮车制造厂、药厂等买卖，都成为我党在上海的重要联络站。
1938年后，卢志英化名周志堃，奉命在沪浙一带活动，除情报工作外，还发动地下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领导的黄桥战役，陈毅连连称赞：“周志堃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1942年1月，刘少奇同卢志英谈话，派遣他重返上海开展情报、策反和军需物资采购工作，并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下交通线。
卢志英回到上海，以在外经商失败、回沪重操旧业为由，去拜访久违的日军司令保岛。从保岛口中，卢志英得知日军将对苏中地区进行“清乡”，他赶紧设法将情报报告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使其早做应变。
为了进一步获取日伪情报，卢志英通过“山东同乡会”认识了一批汪伪军警界上层人物，既探听他们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情报，了解国民党投降派与汪伪政府的秘密交易，又利用他们作掩护，以经商名义，向抗日根据地输送物资。粟裕曾率部三过长江，其中有两次都是卢志英为其提供了日伪军的重要情报。
抗战胜利后，与卢志英直接联系的粟裕率新四军北上，卢志英的情报工作陷入孤立奋战的局面，他却迎难而上，将地下党员安插在沪东各级敌特情报机关和警察局里。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京沪杭一带领导建立了30多个地下军事情报小组，并亲自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将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
1946年6月，国民党军疯狂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卢志英的工作更加紧张了。为了应付艰难的局面，他积极工作，发展了约70名党员。
1947年3月，因叛徒张莲舫出卖，正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附近行动的卢志英突然被中统特务逮捕，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亦相继入狱。在亚尔培路2号中统魔窟，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他施以种种酷刑，卢志英对妻子说：“敌人企图用夫妻、父子之情软化我们，但他们不懂，人类还有一种更崇高的感情，那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这个理想，虽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
就义前十几天，卢志英托人给提前出狱的夫人张育民一件大衣，领子里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篇，在纸的背面还用铅笔写着“胜利在望，死而无怨”8个大字。
1948年12月，卢志英被国民党特务打昏后装入麻袋，秘密活埋于雨花台前的山坡上，年仅43岁。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找到他的遗体，为他颁发了第60号烈士证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也先后接见慰问了他的家人。
1955年，南京雨花台区中心小学以卢志英烈士的名字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少先队英雄中队——“卢志英中队”。69年过去，一批批孩子从“卢志英中队”走出，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一群群孩子又不断加入，在这里坚定自己的理想与信仰。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