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严起来，同级监督更有效——以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破解同级监督难题的广州实践
发布时间：2017-11-16 19:42:17点击数量:
中秋假期前的一天，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丁力收到了一件匿名EMS快递。打开后，一张哈根达斯月饼券映入眼帘。后面附着一张名片，名片的主人，正是知识产权局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联想到最近放在前台的快递突然增多，而且有同类快递分送不同人的情形，丁力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立即退回邮件，并向局党组负责人反映情况：“除了我，其他领导会不会有？”
当天下午的局务会上，领导班子成员就自收快递情况分作说明，一致决定在全局开展节日廉政提醒，局领导的快递由办公室派两人现场拆封，公开监督。节后统计，该局共有6名干部职工退回月饼礼券等礼品13件。
被问及为何能如此直接地找一把手提意见，丁力坦言，“我们局领导班子政治生活比较民主，互相监督氛围很好，提意见也没顾虑。”
这是近年来，广州市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主线，探索破解同级监督难题的一个缩影。
从“要监督我”到“我要接受监督”
一直以来，同级监督是公认的难题。
难题之难，根源在于党内政治生活没有真正严肃起来。被监督者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甚至抵制监督；监督者监督同级怕伤“和气”，监督上级怕穿“小鞋”。
广州市就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题，探索解决同级监督难题。
有领导权力就要负监督责任，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注意发挥引领作用，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撰写个人党性分析材料主动征求纪委书记意见；施行市委常委在民主生活会上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和巡视巡察反馈、接受上级纪委约谈函询情况说明制度，推动了班子成员从“要监督我”向“我要接受监督”转变。
今年初，广州市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逐一报告了个人重大事项尤其是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住房、投资、从业情况，受到省纪委函询的市委常委还就函询情况作了说明，主动接受班子成员监督。
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必须各司其职、一起动手，才能真正发挥党内监督的威力。广州市白云区纪委第六派驻纪检组组长熊奇家说，纪委要做好同级监督，敢于担起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很重要，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一把手的支持也“很重要”。
对此，广州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哲感受颇深。作为广州市纪委机关的一名“老纪检”，来到国企工作后，一贯性子直的张哲“碰了壁”。
曾经，只重业务不抓党风、只管发展不治腐败的思想倾向在这家老牌国企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干部职工甚至领导层人员对纪委狠抓执纪监督不理解，认为这样做影响公司业务，个别班子成员在接受纪委约谈时还拍起了桌子。
2016年6月和9月，广州市委、市纪委主要负责人分两批逐一约谈6名下级单位党政一把手，要求一把手们落实好有关监督制度，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的监督，加大力度领导好同级纪委的监督。广州发展集团主要领导在列。
压力就此传导下去。约谈第二天，广州发展集团就召开党委专题会议，部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整改工作。此后，集团纪委强化监督，对党委在落实主体责任以及班子成员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多次进行提醒和督促，大力指导二级集团纪委开展同级监督，公司上下风气一新。
制度探索，把市委常委纳入“三述”对象
“（我）绝不违反规定介入案件。”
“（我）在工作、生活待遇等方面加强自律，不搞特殊化和以权谋私。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没有违规经商办企业等行为。”
广州市委五号楼。面对场下市纪委委员和特邀列席代表百余人齐刷刷的目光，两位广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晓丹和统战部部长卢一先庄重表态。
今年2月，包括谢晓丹、卢一先在内的8位区、市直单位的党委（党组）书记一一登台，向市十一届纪委二次全会作“述责述廉述德”（以下简称“三述”）报告，现场回答市纪委委员的询问质询，接受综合测评。
广州市十一届纪委二次全会上市纪委委员向参加“三述”活动的同级党委班子成员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行现场提问 （摄影 陈铭曦）
广州从2016年开始深化“三述”工作，将市委常委纳入“三述”对象，此后每年安排两名市委常委向纪委全会“三述”，并计划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全覆盖。2017年初，“三述”又首次增加报告本人住房、因公出国（境）、配偶子女从业，以及受到提醒谈话、组织函询等情况的内容。
“三述”的威力和公信力更来自于并非简单“述完了事”。“三述”对象不单会被纪委委员现场提问，还要接受在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的书面评议和新闻媒体全程关注。事后市纪委还会将工作情况和测评结果上报市委，在市委批复后反馈给“三述”对象，并通报组织部门。如果市委常委在评议中满意率较低，将由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对其谈话提醒，提出整改要求。
“过去没有探索过”，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连生坦言，把市委常委纳入“三述”对象，在当时的背景下到底行还是不行是存疑的。而且很多常委排名在纪委书记前面，推动起来还是有些阻力。
制度探索的顺利推动，得益于党内政治生态的改善，市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常委们的共同努力，以及纪委严格执行。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市委常委向市纪委全会“三述”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并逐步向广州各区延伸。
在探索同级监督制度创新上，广州仍在深化。今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十项措施》，将一把手约谈、“三述”等有效做法以党内规范性文件形式予以固化，提出建立一把手权力清单、完善主体责任约谈一把手机制、实行一把手问题直报等10项针对性监督措施，进一步增进同级监督制度刚性。
给同级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
“广州市红十字会填报进度为1.61%，广州开发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填报进度为13.39%……”
这是广州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监督评估系统第三季度情况通报中排名靠后的数据。该系统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主体责任e系统，于今年1月开通运行，旨在借助信息化手段，推动同级监督进一步实起来、硬起来。
系统的监督评估对象覆盖全市151个单位党委、纪委领导班子及成员，包括兼任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南沙区（南沙开发区）和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等市委工作部门一把手的市委常委履责情况均纳入监督评估范围；为所有监督评估对象制定责任清单，从任务内容到责任主体，从起止时间到填报要求，桩桩件件清楚明了，做到责任到岗到人，确保监督对象明白干什么、何时干、怎么干。
系统设置“实时统计排名”“日常工作预警提醒”“成效反映”等功能，并能自动生成大数据分析图表，直观展示存在问题，对市委常委等责任主体履责情况长期保存、留痕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成效不明显、评估结果排名靠后的相关责任人将被依规约谈、通报。今年7月，就未填报责任清单人员等问题，广州市党廉办对由市委常委担任主要领导的三家单位予以通报，并提出整改措施。监督评估系统的开发运行，破解了常态监督手段欠缺、力度不足、不够规范等问题，成为推进同级监督的有力抓手。
“加强同级监督，重在日常、贵在有恒。”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连生表示，党内政治生活越严肃、越规范，党委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接受监督就会越主动、越自觉，同级监督就会越深入、越有效。
中秋假期前的一天，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丁力收到了一件匿名EMS快递。打开后，一张哈根达斯月饼券映入眼帘。后面附着一张名片，名片的主人，正是知识产权局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联想到最近放在前台的快递突然增多，而且有同类快递分送不同人的情形，丁力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立即退回邮件，并向局党组负责人反映情况：“除了我，其他领导会不会有？”
当天下午的局务会上，领导班子成员就自收快递情况分作说明，一致决定在全局开展节日廉政提醒，局领导的快递由办公室派两人现场拆封，公开监督。节后统计，该局共有6名干部职工退回月饼礼券等礼品13件。
被问及为何能如此直接地找一把手提意见，丁力坦言，“我们局领导班子政治生活比较民主，互相监督氛围很好，提意见也没顾虑。”
这是近年来，广州市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主线，探索破解同级监督难题的一个缩影。
从“要监督我”到“我要接受监督”
一直以来，同级监督是公认的难题。
难题之难，根源在于党内政治生活没有真正严肃起来。被监督者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甚至抵制监督；监督者监督同级怕伤“和气”，监督上级怕穿“小鞋”。
广州市就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破题，探索解决同级监督难题。
有领导权力就要负监督责任，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注意发挥引领作用，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撰写个人党性分析材料主动征求纪委书记意见；施行市委常委在民主生活会上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和巡视巡察反馈、接受上级纪委约谈函询情况说明制度，推动了班子成员从“要监督我”向“我要接受监督”转变。
今年初，广州市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逐一报告了个人重大事项尤其是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住房、投资、从业情况，受到省纪委函询的市委常委还就函询情况作了说明，主动接受班子成员监督。
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必须各司其职、一起动手，才能真正发挥党内监督的威力。广州市白云区纪委第六派驻纪检组组长熊奇家说，纪委要做好同级监督，敢于担起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很重要，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一把手的支持也“很重要”。
对此，广州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哲感受颇深。作为广州市纪委机关的一名“老纪检”，来到国企工作后，一贯性子直的张哲“碰了壁”。
曾经，只重业务不抓党风、只管发展不治腐败的思想倾向在这家老牌国企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干部职工甚至领导层人员对纪委狠抓执纪监督不理解，认为这样做影响公司业务，个别班子成员在接受纪委约谈时还拍起了桌子。
2016年6月和9月，广州市委、市纪委主要负责人分两批逐一约谈6名下级单位党政一把手，要求一把手们落实好有关监督制度，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的监督，加大力度领导好同级纪委的监督。广州发展集团主要领导在列。
压力就此传导下去。约谈第二天，广州发展集团就召开党委专题会议，部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整改工作。此后，集团纪委强化监督，对党委在落实主体责任以及班子成员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多次进行提醒和督促，大力指导二级集团纪委开展同级监督，公司上下风气一新。
制度探索，把市委常委纳入“三述”对象
“（我）绝不违反规定介入案件。”
“（我）在工作、生活待遇等方面加强自律，不搞特殊化和以权谋私。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没有违规经商办企业等行为。”
广州市委五号楼。面对场下市纪委委员和特邀列席代表百余人齐刷刷的目光，两位广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晓丹和统战部部长卢一先庄重表态。
今年2月，包括谢晓丹、卢一先在内的8位区、市直单位的党委（党组）书记一一登台，向市十一届纪委二次全会作“述责述廉述德”（以下简称“三述”）报告，现场回答市纪委委员的询问质询，接受综合测评。
广州市十一届纪委二次全会上市纪委委员向参加“三述”活动的同级党委班子成员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行现场提问 （摄影 陈铭曦）
广州从2016年开始深化“三述”工作，将市委常委纳入“三述”对象，此后每年安排两名市委常委向纪委全会“三述”，并计划在一届任期内实现全覆盖。2017年初，“三述”又首次增加报告本人住房、因公出国（境）、配偶子女从业，以及受到提醒谈话、组织函询等情况的内容。
“三述”的威力和公信力更来自于并非简单“述完了事”。“三述”对象不单会被纪委委员现场提问，还要接受在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的书面评议和新闻媒体全程关注。事后市纪委还会将工作情况和测评结果上报市委，在市委批复后反馈给“三述”对象，并通报组织部门。如果市委常委在评议中满意率较低，将由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对其谈话提醒，提出整改要求。
“过去没有探索过”，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连生坦言，把市委常委纳入“三述”对象，在当时的背景下到底行还是不行是存疑的。而且很多常委排名在纪委书记前面，推动起来还是有些阻力。
制度探索的顺利推动，得益于党内政治生态的改善，市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常委们的共同努力，以及纪委严格执行。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市委常委向市纪委全会“三述”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并逐步向广州各区延伸。
在探索同级监督制度创新上，广州仍在深化。今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十项措施》，将一把手约谈、“三述”等有效做法以党内规范性文件形式予以固化，提出建立一把手权力清单、完善主体责任约谈一把手机制、实行一把手问题直报等10项针对性监督措施，进一步增进同级监督制度刚性。
给同级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
“广州市红十字会填报进度为1.61%，广州开发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填报进度为13.39%……”
这是广州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监督评估系统第三季度情况通报中排名靠后的数据。该系统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主体责任e系统，于今年1月开通运行，旨在借助信息化手段，推动同级监督进一步实起来、硬起来。
系统的监督评估对象覆盖全市151个单位党委、纪委领导班子及成员，包括兼任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南沙区（南沙开发区）和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等市委工作部门一把手的市委常委履责情况均纳入监督评估范围；为所有监督评估对象制定责任清单，从任务内容到责任主体，从起止时间到填报要求，桩桩件件清楚明了，做到责任到岗到人，确保监督对象明白干什么、何时干、怎么干。
系统设置“实时统计排名”“日常工作预警提醒”“成效反映”等功能，并能自动生成大数据分析图表，直观展示存在问题，对市委常委等责任主体履责情况长期保存、留痕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成效不明显、评估结果排名靠后的相关责任人将被依规约谈、通报。今年7月，就未填报责任清单人员等问题，广州市党廉办对由市委常委担任主要领导的三家单位予以通报，并提出整改措施。监督评估系统的开发运行，破解了常态监督手段欠缺、力度不足、不够规范等问题，成为推进同级监督的有力抓手。
“加强同级监督，重在日常、贵在有恒。”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连生表示，党内政治生活越严肃、越规范，党委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接受监督就会越主动、越自觉，同级监督就会越深入、越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