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集中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至此，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入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3月18日晚，主张“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准备“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陕北沟壑纵横、山峁林立，地理环境异常艰险恶劣，转战条件极其艰苦，总的说来有“四难”：一是行军难，为隐蔽行踪只能专走崎岖蜿蜒山路；二是吃饭难，经常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三是住宿难，如转战至安塞王家湾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4人都住在贫农薛儒宪腾出的两孔半窑洞里；四是保密难，如毛泽东率领转战的中央纵队，由在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队伍电线多、驮骡多、背盒子枪的多，老百姓很容易猜到是来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而且很多老乡还认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要隐蔽行踪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党中央领导同志运筹于山峁沟壑之间，决胜于千里江河湖海之外，不仅展现了非凡意志和胆略，而且精准布置了一项项保密措施，令各个保密难题迎刃而解。

中央前委秘密化名?转移至王家湾指挥工作

1947年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领导，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坚持在陕甘宁边区主持中央工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随即，留陕北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下属若干大队。为保守中央前委的秘密，部队代号先后称“三支队”“亚洲部九支队”“教导旅”等。毛泽东代号为“李得胜”，周恩来为“胡必成”，任弼时为“史林”，陆定一为“郑位”。根据有关同志回忆，毛泽东等用化名，是周恩来提出来的：“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很复杂，为了保密，我建议我们几位领导搞个化名。”毛泽东等随即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1947年4月5日，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秘密转移到靖边县青阳岔。“青阳岔是一个小集镇，在绥德通往保安的大路旁边，来往的人较多，住在这里，对我们机关的保密不利。因此，中央决定搬家。”4月13日上午，毛泽东等人率中共中央机关（即对外的“三支队”），从青阳岔出发，下午进驻靖边县王家湾（现属延安市安塞区）。

王家湾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山区，隐蔽性强，有利于中央前委的保密。其位于安塞、靖边、子长三县的交界处，是个仅有20户人家四面环山的小村子，进进出出只有南北一条狭窄的山谷小路。由于村子坐落在石寨山沟里的西坡上，村周围自然形成许多沟沟岔岔、湾湾道道，地形十分险要，且易守难攻。为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卫保密工作，警卫连增加流动哨、便衣哨，警卫战士换穿老百姓的衣服，白天扮成上山砍柴，或到地里除草及打扫院子的农民，随时警惕可能出现的敌人探子，确保首长驻地的安全。

在王家湾，尽管“负责作战、情报的参谋只留下四五个人”，但鉴于“机要通讯是中央的命脉和耳目，担负着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密码通讯任务”，党中央积极布置机要通讯保密等工作。1947年5月1日，任弼时起草中央军委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军区负责人电称，中央急需恢复和加强与各地联络，除自带几个小电台与少数地区联络外，现已在叶剑英、杨尚昆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并指定了如下联络方法：批定等级要严格，注意紧缩电文；注意分清使用密本；收发译电力求细心正确。同时，任弼时致电叶剑英、杨尚昆又称，为保密起见，请通知河东各中央机关，派人来河西联系工作统一经中央后方委员会办理介绍信和路条。

秘密转移至天赐湾?行前布置群众保密工作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高调宣扬党中央仍留在陕北，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民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共中央的图谋泡汤。而当蒋介石得知中共中央、毛泽东还在陕北的消息后，气急败坏，一方面命令董钊、刘戡率部对陕甘宁解放区不停地“清剿”，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寻找到党中央、毛泽东的所在地，妄图彻底摧毁我党首脑秘密机关，“活捉”毛泽东。国民党调来无线电测向队，在清涧县侦察到我党电台位置，发现在王家湾地区有大量收发报机在工作，随即派出部队向该地进发。

天赐湾革命旧址

1947年6月8日，敌人率4个半旅不断靠近，先头部队离毛泽东等住地只隔一个山头，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决定向西北方向转移，当晚便率中央机关冒雨秘密离开王家湾。为了保守转移行动的秘密，任弼时下令队伍中所有人不许抽烟，不许出声，更不许打手电。后来，胡乔木描述了当时的险境，出发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主席往山上走，一个个浑身淋得湿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摔死了，人们摸黑爬到山下把电台拖上来……敌人越来越近……连敌军的人喊马叫都听得清清楚楚”。然而，“‘三支队’有老乡做向导，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走过，于6月10日晨，到达天赐湾宿营。”

其间值得一提的是，离开王家湾前，党中央、毛泽东积极安排布置了群众保密教育工作，并把其作为保密工作的重点。“三支队”在王家湾住了一个多月，整日与老乡生活在一起，老乡不但知道是哪个部队，而且许多人也知道住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同志。“三支队”在离开王家湾前，向群众说明保密的重要性，要求不向敌人讲党中央、毛泽东的真实情况，讲与不讲事关重大。通过卓有成效的群众保密教育，老百姓们即使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仍然守口如瓶，始终没有泄露党中央、毛泽东的行踪。毛泽东曾感慨说：“陕北的人民群众好啊！宁肯自己受苦，也不肯说出真情。”

对此，1970年3月，周恩来回延安，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讲话时，也说到了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保密轶事：“毛主席亲自指挥战争，指挥部在安塞王家湾，敌人发现边区政府在白庙岔，就向白庙岔进攻，他从我们侧面过去了，相隔不到30里……群众守口如瓶，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住过，敌人走后，群众把敌人丢掉的作战命令马上送给我们，敌人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对敌人情况很清楚。”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