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民党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向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11月，胡宗南调集重兵，准备袭击延安。党中央机关开始疏散物资、坚壁粮食，准备转移。其间，为保证文献档案的绝对安全，党中央成立了我党第一个材料保管委员会，其职责是征集、接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要档案资料并负责转移。此后，这批珍贵的中央档案历经三次大的转移，历时2年零5个月，行程1500余公里，途经三省20余县市，最终平安运抵北平。
第一次转移（延安→刘家曲）：分类处置与隐蔽运输
自1937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党政军群各机关在这里形成了大量档案，其中包括中央会议记录、领导人手稿、数万份干部档案等秘密文件。1946年3月，党中央发出有关处理和保存密件的指示，指出：目前“环境比较困难险恶”，各种秘密文件“不需保留者”“均应加以焚毁，以免遗失”；“万一必须保存者，应妥善保管”“养成保守机密的习惯”。据此，有的机要单位一次性烧毁事务性电报13355件，有的单位烧毁了10余箱文件档案。毛泽东知道后，派人到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检查疏散转移档案情况并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烧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提出了分类处理文件的要求和“去芜存菁”的工作理念。
毛泽东关于疏散转移档案的指示
按照这一工作理念，材料保管委员会牵头开展了档案分类工作，核心涉密档案要求由专人携带，其余的可选择疏散埋藏，这是当时从延安向外地转移档案的一种临时应急措施。如中央秘书处先后疏散埋藏了两批档案:运到陕北保安县安条岭(中共西北局农场)16箱，后为防落入敌手全部销毁;运到陕北清涧县十家源子13箱，后被我军秘密抢救出重要档案5箱，销毁其余8箱次要档案。
1947年3月，材料保管委员会负责人曾三一行武装护送“重要且机密”的中央档案近百箱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向晋绥解放区转移。其间，为确保核心秘密在动态转移中始终可控，最为重要的秘密档案都“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允许随便放在车子或牲口上”，其他档案则雇用牲口驮运。路上，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不断轰炸，运送队伍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材料保管委员会成员、时任中组部档案科科长的徐迈曾回忆说：我们这些护送队员都将煤油和手榴弹带在身上，做好了随时焚毁档案、与材料共存亡的准备。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1947年4月初，曾三带领队伍将档案完整无损地运抵山西兴县刘家曲。
第二次转移（刘家曲→西柏坡）：制度细化与全程武装
中央档案到达刘家曲后，按照中央领导的要求，材料保管委员会对档案进行了科学分类，并跟随中央机关向华北集中的大势，启动了中央档案向河北西柏坡的转移工作。
1947年4月5日，刘少奇、朱德联名发出的《关于处理文件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已令曾三将所有文件分为三类:甲、重要而不秘密者(如《向导》《红旗》及印刷之各种规定);乙、秘密而不十分重要者(如某些电报及西北局计划等);丙、又重要又秘密者。”报告还强调，上述分类的目的是“以便在必要时或埋藏或销毁，或务必带走，无论如何不得遗失”。这个意见很快得到中央同意。根据这一指示，中办秘书处制定了《关于按重要性与机密性处理文件的规定》，将中央档案分为四类。
朱德、刘少奇关于处理文件向中央的报告
甲类:极重要极机密的文件，如中央会议记录、决定、指示，中央领导人手稿等。这类材料为数不多，是所有档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指定专人管理和携带，危急时需重点保护。
乙类:次重要的机密文件，包括各地、各部门报送中央的调查材料以及我党与共产国际、民主党派往来的材料、党的历史材料、党的组织情况材料等。这部分材料比较多，也需要重点保护。
丙类:不重要的机密文件，包括事务性报告、信件、经贸账目、过期的情况报告等。这类材料清理出来单独装箱，危急时随时销毁。
丁类:重要的公开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和各党、政、军、群机关的宣言、传单、标语口号、布告、条例等。
各单位根据这一规定将档案分类鉴别，销毁了一批事务性文件，中央档案随之减为64箱，其中甲类19.5箱，乙类24.5箱，丙类5.5箱，丁类14.5箱，并编制了《材料保管委员会材料目录》，送中央审批。
1948年4月，中央档案的第二次大转移启动，为了便于携带和运输，装档案材料的木箱子全部改为铁皮箱子，箱体编号并标记密级，哪些是重点保护的、哪些是可以临时处理的都在箱号上暗示出来。档案箱全部由牲口驮运，一个毛驴驮两个箱子，全程避免使用易暴露的车辆。转移路线基本选择解放区内的安全通道，沿途设兵站保障后勤，并由贺龙部正规军分段护送，五台山险段由晋察冀军区接应，5月上旬到达河北西柏坡。至此，第二次转移档案的任务顺利完成。此次转移中，制度化分类与军事化押运的结合，标志着档案保密工作正从经验化向专业化演进，从“应急应对”转向了“规范管理”。
第三次转移（西柏坡→北京）：系统管理与技术升级
中央档案到达西柏坡后，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档案事业的发展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制定和健全了相关管理制度，先后制定了《中央秘书处材料工作细则》《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中央办公厅关于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机要工作暂行条例》等规章制度，明确了文件收发、借阅、销毁流程，提出“保管与利用并重”原则，并在原来分类的基础上，将各类档案按党务、军事、经济等门类细分，编制详细目录，实现“一目一管理”，做到了周恩来指示的“合乎保密的绝对要求”。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顺利召开，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中央机关开始了向北平的搬迁工作，所有档案材料也将随中央机关迁往北平。中办秘书处和机要处为这次搬迁档案材料进行了更加扎实的准备。杨尚昆统一指挥，专门派了两辆卡车运送档案。文件全部装箱，资料书报刊物一包一捆进行登记，分乘不同车辆，由秘书处全体人员随车守护。1949年3月23日档案离开西柏坡，第一天驻涿州，第二天便抵达了北平香山“劳动大学”（中央机关代号）。此次转移不仅完成了档案的物理搬迁，更构建了现代档案管理的雏形，这批中央档案和上海的“中央文库”档案一起，成为中央档案馆保管的革命历史档案的基础和主体，更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保密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次大转移：保密工作的经典战役
中央档案三次大转移中的保密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环境下对历史负责、对革命忠诚的生动写照。从陕北窑洞到北平城楼，档案的安全迁徙不仅守护了党的记忆，更锤炼出一套适应战争与和平双重需求的保密方法论。如从“甲类文件专人护送”到现代密级划分，分级管理体现了信息分类的核心逻辑；从关于处理和保存密件的指示到《机要工作暂行条例》，制度先行策略凸显了规则在保密中的基石作用；从铁皮箱防潮到卡车运输，技术手段始终服务于安全保密需求；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身先士卒的革命精神，更是树立了“保密即纪律”的典范。
这段历史启示我们：保密工作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维系政权安全、文化传承的战略手段，其精神内核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仍熠熠生辉。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