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他和邓颖超婚后相约，“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半个多世纪里，他们相互提醒、相濡以沫，形成了重在保密、严于守密的家风。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925年8月，邓颖超根据党组织安排，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她同周恩来已有5年没有见面了。尽管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但由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彼此都不曾在通信中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过对方”。直到经过组织的沟通，彼此才知道都是党员了。这年8月，他们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回忆当时情景，邓颖超曾记述道：“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本着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结婚以后，恩来同志和我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7年，周恩来去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也是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七月十九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年里，他们始终保持着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保密纪律的高度自觉。邓颖超曾经回忆说：“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周恩来更加重视做好党的保密工作。他及时总结白区斗争经验指出，要坚决“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他还提出党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强调“党员不到群众中去是无法解决职业化的……只有到群众中去才找得到正确出路”，为党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邓颖超也在《秘密工作的几个教训》等文章中写道，“秘密工作是保护党的一个主要条件，秘密工作之执行、督促与检查，乃是全党同志的责任”。她还提醒：“同志们相见时，除谈工作外，非必要时绝对不应问‘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中央现在是哪些人？’‘省委是哪些人？’‘某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总不见某人？’等等这类的问题。在路上相遇时，绝对不应相互招呼！”这些字里行间都是对做好党的秘密工作的深刻总结，也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展秘密工作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二人也十分注意隐蔽行动。邓颖超曾经回忆说，“恩来最初不留胡子”，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后来才慢慢留的。“他装作商人，有时穿西服。”为了掩护身份，“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在知密范围上特别注意，“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一年就了不起了。”外出也尤为小心，“我和恩来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回来。”

在重大危机面前，他们也都十分镇定。1931年4月获悉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迅速采取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经过紧张有序的处置，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得以安全转移。

对于这段往事，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当时巧得很，“我和恩来同志就住在这个叛徒的家里。恩来得到情报后非常镇定，他有计划地安排其他常委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同时安排我陪这个叛徒的妻子立即转移到一家外国旅馆去。”“当敌人进行搜捕时，处处扑空。这样避免了一次大的灾难。”

严格要求身边人员

周恩来在保守机密方面以身作则，对秘书、警卫等身边工作人员以及家人的要求也很严，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

邓颖超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秘书要求非常严格。“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侄儿女们合影

秘书赵炜曾回忆说，“总理对我们秘书要求也很严。各人管各人的事，文件不得相互翻阅。交你办的事，如需保密，总理就嘱咐：这件事，只有你知道，不用对别人讲，有人问也不讲”，包括“我们去总理办公室报告工作后，从不让我们在门外卫士值班的地方打电话，要打就回自己办公室去打，以免泄漏情况”。甚至在他“病重治疗期间，给他读文件和谈工作，还要让我看看有没有无关人员在场”。

邓颖超自己十分注意遵守保密要求。卫士长成元功后来回忆，“周总理和邓大姐同在西花厅办公、会客、吃饭等，邓大姐却很少进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的门锁有三把钥匙，总理带一把，值班秘书和卫士各带一把，邓大姐要进总理办公室多数是找卫士要钥匙开门。她到总理办公室，一是看一下当天总理的日程安排；二是看是否有总理给她留的有关她工作方面的文件。总理办公桌上文件很多，但邓大姐很自觉，从来不翻阅”。

对他们的亲属子女，邓颖超也作出保密叮嘱。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等曾经记述道，伯母给我们规定了许多纪律，其中包括“不许打听伯父的工作，不许进伯父的办公室，也不许去秘书同志的办公室”等。邓颖超还说：“我和你伯伯对你们要求这么严，你们可能会感到很不自由。但这种限制正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我们党的利益。我和你伯伯也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比如，你伯伯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我是中央委员。那么，他那一级可以看到的文件，他决不给我看，我也决不会去看。”

回顾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革命生涯，他们在遵守保密纪律方面，始终严于律己、高度自觉。令人尤为动容的是，周恩来在确诊癌症后，有一次

同邓颖超交谈时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他们彼此都知道病情难愈，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摆在面前，然而他们最终都把“没有说的话”埋藏在各自心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严守党的机密。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