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坐落着一处里巷式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这便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这座小楼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简称北方局）于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在津的办公驻地，也是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期间曾居住过的地方。

1924年12月7日，北方局在北京成立，由李大钊任书记，负责领导京津冀晋鲁豫蒙等地党的工作。由于各方面原因，北方局在1924年至1935年间，经历了3次撤销和重建，直至1936年刘少奇主持工作时才迎来了较为辉煌的一段时期。此时，北方局在政治上清醒坚定、思想上高度统一、组织上坚强有力，在建立华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在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秘密主持工作的“周教授”

1936年春，南开大学的一位“周教授”住进了位于天津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的一处裁缝铺。他就是从陕北抵达天津、秘密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派刘少奇到华北去？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华北已成为时局的焦点，必须予以重视。1935年底，由于北方党组织很长时间无法同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保持联系，对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等重要决定不了解；过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仍然存在，给党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普遍高涨，但党的组织不健全、干部严重缺乏，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

另一方面，刘少奇长期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具有极为丰富的斗争经验。瓦窑堡会议前，他对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有着深刻的见解。1935年11月底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尽可能运用上层统一战线，取得公开机会，领导和组织有广大群众参与的反日活动，在反日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基础。

基于上述两方面因素，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就考虑派一名“得力的同志”到华北去。12月29日，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派刘少奇代表党中央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强调“要大胆地运用党的策略，同时还要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明确了主要任务是“党的新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

刘少奇抵津后，先是以茶叶巨商的身份住进了日租界的北洋饭店。由于此地特务众多，开展工作极为不便，几天后他便搬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馆里。为了更加隐蔽，两周后在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林枫的帮助下，刘少奇搬到了法租界石教士路隆泰里“惠兴德成衣铺”的二楼居住，并将其作为北方局的办公地点。

这里地处海河附近，街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小楼共有3个出口：前门、后门和通向屋顶的窗户，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迅速撤离。由于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无论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特务，都不敢贸然进入搜捕。同时，一楼的裁缝铺每天人流量较大，陌生人的往来不致引人注目，彭真、林枫等常以顾客身份来此研究工作。裁缝铺的师徒为人老实本分，与刘少奇相处融洽却从不过问他的来历。正是靠这些条件做掩护，刘少奇才得以完成一系列党的秘密任务。

发展壮大党的力量

1936年4月初，北方局进行改组，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长，不久又调天津市委书记林枫任秘书长。

北方局改组后，首要工作就是坚决肃清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确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为此，刘少奇以胡服、陶尚行、莫文华、K.V等笔名,撰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等多篇文章，系统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阐明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即“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这些工作对于肃清党内错误思想、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 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此外，北方局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次，北方局组织部一名同志向刘少奇反映，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地处北平草岚子胡同，通常称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党的干部，主要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初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而被捕，目前被关押的有薄一波、刘澜涛等60多名干部，这批干部多数刑期已满，能否履行国民党要求的手续让这些同志出狱？刘少奇深感此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有利于党的事业，但因事关重大，必须向党中央请示。

1936年6月，营救被捕党员的请示获党中央批准后，北方局便派地下党员徐冰同孔祥祯取得联系。孔祥祯于1931年被捕，曾在狱中任秘密党支部书记，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出狱后以家庭教师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北方局请求他设法给监狱送一封密信，信的大致内容为：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来。

当时在狱中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薄一波收到信后，认为“内容可疑”，决定“不作讨论”。时隔数月，狱中又收到第二封信，薄一波等人经过认真讨论，确定是北方局的决定，便传达到全体党员，并组织执行。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干部先后履行国民党的“出狱手续”，分9批陆续出狱，后被分配到河北、山西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大大增强了党在北方的力量。

统战工作中的公开与保密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方法的中心问题。1936年，刘少奇以K.V为笔名，在《火线》上发表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指出过去我党要么将“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采取秘密的方法进行”，要么将“不能公开采用的主张、纲领和口号冒险地公开提出和采用”。刘少奇认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将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实际工作中，北方局巧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和联系，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方面，公开进行群众工作。在公开群众团体的掩护下，部分党员以群众身份开展活动，进行一两次公开活动后就隐蔽起来，暂时不参与组织领导公开活动，以免引起敌人注意。

1936年，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日本军队以“防共”名义向华北大肆增兵，强征大批中国工人修筑军事工程，竣工后便大肆屠杀，抛尸海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引起平津、华北及全国人民的震怒。北方局经过缜密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发动天津学生和各阶层爱国群众，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5月20日前后，中共天津市委负责同志在天津西郊召开秘密会议，对活动进行了周密部署。5月28日，近万名学生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游行示威，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另一方面，秘密争取地方实力派。由于当时华北还被国民党和部分地方实力派所控制，为了进一步推动统战工作，必须通过秘密方式来争取。

西安事变后，北方局审时度势，开展了争取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工作。他们认为宋哲元虽有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的一面，“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刘少奇提出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和学联通过多种方式向第二十九军进行秘密宣传，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刊物被输送到军队，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忱。同时，北方局通过地下党的秘密关系，联系北方局情报统战机构华北联络局的张友渔、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人去做宋哲元的工作，以坚定其抗日的决心。1937年1月，宋哲元发表公开声明，表示要尽军人职责，维护国家主权。

此外，北方局还以多种渠道，对山西的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1936年9月，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在太原成立，阎锡山任会长。由于国民党反对，牺盟会成立不到1个月便陷入停滞状态。北方局抓住时机，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公开工委）赴晋开展统战工作。公开工委在组织上是秘密的，专做山西当局的上层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的公开工作。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人接办了牺盟会，阎锡山任总会长，薄一波任秘书并主持工作，7名常委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22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80%以上。1937年2月，牺盟会进行改组，常务委员及下属单位的重要领导大多为秘密共产党员。牺盟会成为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特殊统一战线组织，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抗日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7年春，北方局迁往北京，刘少奇离津赴延安。党中央对这一时期北方局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说：“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刘少奇）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