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载人航天事业30余载的发展历程，“飞天”之梦虽然指向遥远太空，保密工作却稳稳扎根于大地。无数航天人在艰苦奋斗、攻关奉献的同时，以高度自觉维护着“国之重器”的秘密。保密，已成为他们的一个习惯、一种传统。

国之重器  谨慎示人

由于载人航天领域涉密程度深、涉密事项杂、涉密人员多、协作范围广，涉及政府、军队、工业部门、企业单位等各行各业，其保密工作远比人们想象中更加复杂，除了军工单位常需面对的涉密载体管理、涉密人员管理、协作配套管理、新闻宣传管理和外场试验管理等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行业领域所没有的规定和措施。

比如，在飞船、火箭的发射准备过程中，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是谁。总体室的人员因工作需要，往往能够提前知悉对应发次航天员乘组名单。但按照规定，这一名单应由装备发展部载人航天办公室按照规定程序适时宣布，因此相关人员必须三缄其口，绝对不能对外透露消息。

关键数据的传递更是保密管理的重点。2020年5月，长征五号B火箭在空间站建造任务中，先后将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送入预定轨道，突破技术难题成功实施了快速交会对接。为确保万无一失，负责该火箭轨道设计的王建明，提前与空间站系统开展了几十次的轨道参数对接，并根据产品性能数据的复杂变化，在几千次的轨道仿真计算中选出了最好的一条。任务非常繁重，但他从没有因此就“走捷径”，每次提交含有涉密信息的轨道数据时，王建明都自觉按照规定方式传输，并积极联系对方反馈接收回执。整个空间站工程研制过程中，他传递的数据文件超过100个，但没有出现一次失泄密事件。 

在另一些情形中，数据安全保密甚至关系航天员的生命安全。目前我国不少型号火箭都设计有逃逸系统，如遇突发情况可快速启动帮助航天员逃生，这是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其作用过程中，箭上设备要从地面接收一种叫“逃逸码”的数据，并与预先存储的数据进行对比。这个预先存储的数据是由外测、安控人员人为注入的，因此为了避免数据外泄影响系统运行，掌握该数据的所有人员都必须在完成工作后进行封闭隔离，直到发射任务结束。

除此之外，一些航天材料的研制和管理情况也必须保密。举例来说，在神舟飞船返回舱返回地球时，由于高速飞行飞船表面会产生大量的热，必须有专门研制的“防热衣”才能安全着陆，这种“防热衣”同时满足了力学、烧蚀防热、隔热、高低温交变等性能要求，技术含量极高，也不可轻易示人。

以身许国  无问西东

在有关神舟十五号的新闻报道中，该乘组航天员邓清明在甘做备份24载后终于圆梦太空的故事格外动人，其女儿邓满琪写给父亲的一封信随即刷爆了各大媒体平台，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妈妈反复告诉我，你（指邓清明）的新身份是保密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神舟五号发射时）看着火箭点火升空那一刻，我激动得心潮澎湃、血液沸腾，差点儿跟同桌说出你的秘密：我的爸爸也是航天员……”

普通人可能很难想象，由于保密工作贯穿于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它已经成为一代代航天人及其家人的集体记忆，是一种习惯，更是一个传统。早在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隆重表彰的“两弹一星”元勋中，钱学森、孙家栋、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姚桐斌等就都曾在航天领域工作过，他们也都曾奔赴大漠，隐姓埋名为国秘密奉献了数十个春秋。

被誉为“航天之父”的钱学森受命从事火箭和导弹技术研究后，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行踪去向严格保密，有一次，他的夫人蒋英甚至一连几个月都没有丈夫的音讯，害怕出现意外的她只能到单位去询问钱学森的下落。

孙家栋

孙家栋的家人更是连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那时，孙家栋出差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和家人联络全靠书信，而收件地址仅是一个信箱。在家时孙家栋也从不当着亲友谈论工作，妻子魏素萍知道孙家栋的保密习惯，每次看到他与同事打电话，都自觉离开。直到1985年10月原航天部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走向世界，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魏素萍才从电视中得知了丈夫的身份。 

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到一段特殊的历史——三线建设。1964年5月，党中央作出建设三线的部署，并指示工程建设要“靠山、分散、隐蔽”，做到“小型化、专业化”。航天系统也组织大批人员奔赴广袤的三线地区，在人迹罕至、贫瘠荒凉的山沟里秘密建设出了打不烂、打不垮的航天工业体系。那时，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部队的数万名技术骨干怀抱赤子之心、坚决服从纪律，从不私自对外联系，不相互打听工作信息，一埋头就是整个青春，并且“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虽然那个特殊的年代已经过去，但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航天人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绝对保密的深刻内涵。他们不公开宣传、不接受采访、不出国出境，甚至不发表文章，以身许国，无问西东。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