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党中央陆续从武汉秘密迁回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断有同志被捕或牺牲，更有立场不坚定者脱党，甚至叛党投敌、出卖同志。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格外重要。为此，党中央于1927年11月在上海组建中共中央组织局特务科，即“中央特科”。
在残酷的斗争中，党将保密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而中央特科由于性质特殊，保密纪律更为严格。这些保密纪律，在当时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成为中央特科可以长期坚持战斗在白色恐怖下的有力保障。
树立严格的保密意识 工作内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保守党的秘密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工作内容必须严格保密，是中央特科一项明确的纪律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要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哪怕是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甚至是亲属之间，不经允许也不能谈论工作。
当时，为避免敌人注意，党大部分机关是以住家作为掩护的，女同志不仅要以家庭主妇的身份买菜做饭、缝补浆洗，还要承担起放哨警戒、接送同志等任务，中央特科也不例外。因此，在陈赓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期间，其夫人王根英便负责每天观察房屋周围的动静，随时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他们的儿子虽然已经能说、会跑了，但是出于保密的考虑，王根英有意不告知他父母的真实姓名和自家的门牌号数。
1932年开始，李云受党组织委派到中央特科，协助徐强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二人假扮夫妻，其间他们不断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后来在党组织批准下，结为了真正的革命伴侣。徐强既是李云的丈夫，也是李云的领导，但他从不擅自向她透露工作信息。李云回忆说：“徐强做什么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他也不告诉我。”同样，对于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经历，李云也一直缄口不言、甘于无名，保密纪律伴随了她的一生。直到其晚年，经有关部门协调，她才把几十年前的往事公诸于世。
牢不可破的保密意识也体现在特科同志们面对生死抉择时的无畏与坚毅。1934年10月，中央特科三科“红队”队长邝惠安、副队长孟华亭等30多人接连被捕。敌人为了得到党组织的秘密，不分昼夜地对他们进行审讯拷打，孟华亭一人就遭受了8次电刑。同志们虽被折磨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却仍然坚贞不屈。与孟华亭关押在同一个牢房里的陈同生后来回忆说，孟华亭曾再三跟他强调“敌人未从我们嘴里，取得一点影响党的秘密组织安全的材料。”1935年4月13日，邝惠安、孟华亭等人惨遭杀害。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悲壮的牺牲，保守住了党的秘密。
实施垂直领导单线联系 工作人员身份严格保密
为了避免一个人暴露，牵扯出其他人，特科规定：同志们根据各自工作内容和活动对象条块分隔，实施垂直领导单线联系，并使用化名、代号加强身份保密，严格限制相互间往来；内部机构避免混同行动，各机关之间不允许发生横向交错关系。这些规定保证了大多数同志只知道自己所在条线的情况。
在中央特科工作了7年多的陈养山，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在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同志。他回忆说，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也是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的；同样，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姚子健，直到2001年，才非常偶然地得知自己60多年前的工作关系是在中央特科；还有许多同志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曾是中央特科的一员，只知道是在为党工作。
同时，“垂直领导”意味着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的情况，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或同级的情况。同志们一旦由于上级被捕或牺牲等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即使知道组织在哪里也不能贸然前往，只能等待组织派人来重新“接关系”。例如，1933年冬参加中央特科工作的鲍文杰只记得上面联系的人叫“老王”或“老刘”，从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籍贯，一朝更换，就再不见面，和下面联系的人也是一样。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6次严重破坏，历届主要负责同志全部被捕，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沈安娜参加革命，以速记员身份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其直接上级领导为中央特科的王学文，化名“老李”；1935年秋，“老李”调离上海后，沈安娜的上级领导换成“小张”；“小张”两个月后被捕，又有一位新领导接替工作。至于“小张”和新领导的真实身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沈安娜仍不知道。
切断其他社会联系 组织内外保持一定隔离
为避免暴露，除有特殊身份掩护的人员之外，中央特科成员的住址和行踪必须严格保密。他们深居简出，不轻易与人结交，不与其他白区工作人员一起办公，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和群众运动，由外单位调来的同志也必须与原单位切割，以确保中央特科内外保持一定隔离。
1931年5月，潘汉年接替陈赓，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在此之前，潘汉年长期在文化艺术界和宣传工作领域活动，但在转入中央特科之后，便突然“销声匿迹”，从前的朋友很难再见到他。如果不可避免地与熟人碰面，潘汉年便一反往日的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尽量表现得“灰色”一些，给人以不明究竟或已经落伍了的感觉。他的老朋友、和他曾经在同一个支部活动过的著名作家楼适夷对此回忆说，那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有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
一切行动严防泄密 对泄密叛徒严惩不贷
在中央特科工作中，防范泄密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1934年，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央特科办过几期爆破训练班，为保安全，专门规定所有学员必须到指定地点乘坐指定车辆前往教学地点。有的学员上车的地方即使与训练班近在咫尺，也要坐在篷布盖严的汽车里，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再送达，以保训练班的准确地址不被泄露。培训结束后，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果然有一个王姓学员就是混入组织内部的奸细，他在被派往江西执行任务时向敌人告了密，但由于此前中央特科采取了一定保密措施，虽然此次任务没有完成，但也没有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在情报传递过程中，中央特科就防范泄密也有规定。资料显示，当时，同志们只能交流应对环境和敌人的一般经验，比如暗语和暗号的使用、情报的密写与密藏、伪装与话术的原则等，而对于传递情报具体的技术问题是不允许随便交流的，以防有人发生意外后，给工作造成新的困难。
对于泄密的叛徒，党中央和中央特科严惩不贷。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娱乐场所抛头露面而被捕，随即叛党投敌，不遗余力帮助敌人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给党组织造成了巨大危害。1931年5月，党中央发出了永远将顾顺章开除党籍的通知。同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顾顺章的通缉：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对违反保密纪律的行为决不姑息，对因违反保密纪律给党组织造成严重危害的叛徒严惩不贷，凸显了党组织对待中央特科保密纪律问题坚定的决心和态度。
回首烽火岁月，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严格的保密纪律，中央特科才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命上来，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环境下，克服困难、经受考验、谱写传奇。也因为这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保密纪律，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中央特科历史中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往事大概只能尘封在革命者的记忆中。截至目前，我们甚至没有一份完整、准确的中央特科成员名单，但这些已然“无我”的人们，值得我们永远崇敬铭记。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