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向延安派驻联络参谋。这些人员在充当两党联络员角色的同时，也在密谋窃取我党我军秘密情报。对此，我党在以礼相待的基础上，积极采取各种保密措施，把保守我党我军秘密作为与其交往的基本原则。

谍影重重——国民党联络参谋假联络、真搜情

1937年，在国共谈判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过程中，国民党提出，要向八路军派遣政治副主任和高级参谋；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则表示“只接受联络参谋”。经过反复磋商，同年底，两党达成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协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从1938年初开始，向延安和新四军陆续派出联络参谋。与之对应，八路军、新四军也向国民政府军派驻相关人员。

按照协议，国民党联络参谋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民党军政部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抗敌的实际情况、战斗经验，如实反映八路军的消耗和困难等情况。这表面上是有利于团结抗战、消除两党分歧、巩固两党合作的措施，国民党联络参谋也确实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部分国民党联络参谋还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协助共产党领导过敌后游击战争。对此，1941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特别指出：“三个联络参谋确做了许多有利团结的工作，周（励武）、郭（亚生）到渝时望接待之。”

然而，虽然1937年9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曾明确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八路军总部及各师高级参谋其任务仅司联络，务请认识清楚，以免发生误会。”但是，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都是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直接控制的，其自然要以联络工作为掩护，秘密搜集我党政军各方面的情报，甚至收买我方人员，打入我方内部从事窃密破坏活动。

比如，1939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草拟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分别密令各省党政军高级长官》即称：国民党“中央”对八路军等中共军队，得指定联络员“监视其整个活动”；同时，“党政军各机关，应指定本党忠实同志专责办理关于共党之案件，以保持绝对机密性”“加强特务工作……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搜集各地共党活动资料，每半月汇编调查专报”。其派遣联络参谋窥伺和收集我党我军各种情报的目的显而易见。

张弛有度——我党精心布置保密情报工作

对蒋介石利用联络参谋进行假联络、真搜情的勾当，党中央、毛泽东了如指掌。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明确指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鉴于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双重身份，我党“一方面对他们以礼相待，政治上、生活上给以优待和方便，以期他们完成正当任务”，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破坏活动或不正当行为，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是把保守我党我军秘密作为与之交往的基本前提。

一是精心布置保密工作，严防国民党联络参谋窃取我军事秘密。八路军方面，在乔茂才等国民党联络参谋到职前，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38年2月6日专门就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致电八路军各师首长并报毛泽东：为着巩固统一战线，武汉大本营乔茂才等四人到达后，要开大会欢迎，但待遇要适当。要在部队中进行保守秘密教育，一切人员、武器、党的组织等不准随便谈。机要室除特许人员外，不准任何人进入。一切机密文件应有专人保管。密译情报、党的电文和一切机密之来往电文，统不能公开。一切来往译出后，要抄出传看，不准就原码传看。联络参谋不应完全驻到副官处，对联络参谋要表示诚恳，但不得泄露机密。

由于当时在新四军内部也有国民党联络参谋，1939年11月2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还致电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原则规定对待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办法。为严格保守我党我军秘密，左权强调，“在未到前，在部队中特别在直属队中进行保守秘密的动员，指定可靠的同志与之接待，其他人员不许来往”“注意秘密文件之保存，严防偷窃”“住地应离开一科、机要科与首长室”“严防特务工作，不能用自己电码代其发电”。在不泄密的前提下，则可以“一般情报电文经整理后另抄送，阅后拿回”“一般公开文件、书报多予读阅”“公开会议吸收参加，首长人员及指定的参谋秘书等应经常与之接近谈话”。

二是设法破译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码。1945年8月，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突然致电毛泽东，特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党中央指示中央情报部（与中央社会部合署办公）：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静，配合中央决策。副部长李克农把注意力集中到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身上。时驻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拥有一部电台，名义上是为了向军政部报告八路军战斗情况，实际上是为特务机关传送他们在延安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干了十几年地下工作的李克农做出判断：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命令周、罗加紧搜集延安方面的情况，从他们往来的密电中，肯定能洞悉蒋介石的真正目的。因此李克农指示：严密监视周、罗二人，侦听其电台的活动。果然，周、罗处的电台活动十分频繁，从波长、呼号分析，电报就是发往重庆的，但是密码无法破译，电文内容无从知晓。于是，李克农又要求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想尽一切办法搞到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码本。此后，周、罗与重庆之间的密电，毫无遗漏地被我情报部门破译。

就这样，我党在与国民党联络参谋交往的过程中多次周旋，与之开展“保密战”，直至1946年10月，因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联络参谋全部撤回重庆。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