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甫生，1902年出生，湖北大悟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河南、陕西、湖北、上海、天津从事兵运、情报联络工作，曾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的重要战略情报，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围剿”，保存革命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谢甫生曾担任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遣科科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冀热察挺进军参谋主任、南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为红25军长征发挥关键作用

1932年，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的谢甫生突然接到党中央密令，让他迅速赶到上海。在上海，谢甫生见到了受周恩来委托前来与他接头的南汉宸。南汉宸开门见山，向他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党中央决定派他以中央特科情报员的身份去武汉工作，通过他之前在旧部队的关系，打入国民党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谢甫生二话没说，接受了任务。

南汉宸特别嘱咐谢甫生，为确保安全，务必切断一切以往的关系，一般情报通过密信寄往上海，特别重要的则亲自送回上海。

1933年初，谢甫生乘船来到武汉，找到昔日好友刘景武。大革命时期，谢甫生曾在冯玉祥部的西北军校工作，与刘景武私交甚好。当时，刘景武正担任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的机要秘书。

谢甫生坦言自己没有住处，刘景武便让他以亲戚名义住进家中。随后，谢甫生不断向刘景武介绍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以及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形势，增强刘景武对革命的同情和胜利的信心，并最终促使其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意为谢甫生“提供工作便利”。就这样，国民党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的军事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通过刘景武交到谢甫生手中。

从1933年到1934年，谢甫生先后从刘景武那里获取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进行第四次、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

1934年6月，国民党在武汉的“剿匪”总司令部召开了一场高度机密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会议的有蒋的高级智囊杨永泰和数十名军师长。

会议决定，将鄂豫皖地区分出6个所谓的“驻剿区”和1个“护路区”，以约60个团的兵力进行“驻剿”，以11个团组成若干追击部队，计划以“围追堵截”的战术对坚持斗争在鄂豫皖地区的红25军进行一场地毯式的大“围剿”，在3个月内将其消灭殆尽。

此外，敌人还对作战计划作出了严密部署，各部队主官都只能拿到自己部队的作战行动，其余的则无从知晓。这次“围剿”的总作战计划也只印了几份，分别由“剿匪”总司令部的几位高级军官保存。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份关系到鄂豫皖苏区和红25军命运的绝密计划，在曹浩森交由刘景武保管后，很快就被谢甫生得知。谢甫生意识到情报的重要性，立即搭乘轮船前往上海，一路躲过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将情报送达中央特科。

收到情报后，周恩来派红军师长程子华前往鄂豫皖苏区，传达敌军“围剿”计划。随后，经整编的红25军在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实施战略转移。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落脚陕北奠定了基础。多年后，开国大将徐海东还多次提到红25军的救命恩人谢甫生，并当面表达谢意。

为北方局沟通与党中央联系

1935年，谢甫生由上海调往天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直属的华北联络局工作，当时北方局与党中央还没有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系渠道。

1936年春，谢甫生设法通过国民党桂系驻天津代表刘绍襄的电台，与延安的党中央建立了联系。

刘绍襄是桂系反蒋派，其子刘仲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和后来担任红15军团第73师参谋长的伍修权是极要好的同学。回国后，刘仲容曾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议，与共产党也有较深的交往。西安事变时，刘仲容在西安参与了大量有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仲容征得李宗仁同意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待。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封信向周恩来介绍刘仲容的情况，自此刘仲容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936年春，党组织决定利用刘绍襄和刘仲容的关系，在刘家建立秘密电台。电台由华北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领导，谢甫生具体负责。这个电台为保证北方局、河北省委与党中央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通过刘家电台发往延安的电报稿。与此同时，谢甫生获取的有关日伪及国民党的情报，也都是通过刘家电台源源不断地发往延安。

抗战初期，刘家电台的主要工作是获取日军情报，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天津情报机构林立，既有国民党情报机关，又有日本情报机关，谢甫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关东军的情报。当时，他拿到日本关东军宗室孝良的一份情报，内容是对国民党的看法，称国民党全党患恐日病，以及日本在战略上对中国的举措等。这份情报由谢甫生亲自复写了300余份，除上报党中央外，还转给国民党上层与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震动很大，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还专门索要了一份。

在天津工作时，谢甫生还在达文波路开设了“涌顺和”杂货店，作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王世英等就曾在这里联系工作。这一联络点从1936年建立到全国解放，始终未遭破坏。

为台儿庄战役提供绝密情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谢甫生在沦陷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地下统战工作，搜集、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日军情报，通过各种途径及时送往根据地。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在这场历时1个多月的战役中，共歼敌1万余人，缴获大量敌军物资，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而在这一战役背后，也离不开谢甫生的功绩。

台儿庄战役由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指挥，其秘书程思远后来回忆：“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谢甫生同志，及时提供了日军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台儿庄战役正处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中共党组织、地下党员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在战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谢甫生在华北联络局期间，就不断通过刘绍襄、刘仲容向李宗仁宣传中共主张。

台儿庄战役中，参战的本间师团是日军的机械化师团，其中翻译人员毛风吉是我党的内线。1938年春，谢甫生通过毛风吉拿到了一份本间师团人员编制、各级军官人员名单、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的详细情报，并及时向上级做了汇报。

上级党组织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指示谢甫生设法将该情报传送给李宗仁。谢甫生将情报交给在天津参加敌后统战组织——华北自卫会的国民党爱国人士，通过国

民党在天津的电台向第五战区发报，将情报交到了李宗仁手中。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李宗仁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及时调整兵力、武器部署。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还发报嘉奖天津方面为战役胜利提供的巨大帮助。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