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左翼文学运动中，冯雪峰是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不仅致力于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与创作，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诗歌、杂文、寓言、剧本和回忆文章，还领导、参与了许多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
秘密出版《前哨》专刊
1930年11月，蒋介石动员10万大军，对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军事“围剿”，与之相应的，文化“围剿”也开始了。当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出版法，剥夺进步文化的出版自由，并查禁一切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政府、呼唤民主的书报刊物。1931年初，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殷夫、冯铿等5位“左联”作家在上海被捕后惨遭秘密杀害，“左联”也受到沉重打击，一切活动均被取缔。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许报纸披露，生怕引起民众抗议。
在这一关键时刻，“湖畔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调任“左联”党团书记。当时，在“左联”生死存亡之际，冯雪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露国民党当局杀害左翼作家的罪行。
冒着被捕的危险，冯雪峰在《文艺新闻》（1931年3月30日第三号）上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用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先后化名蓝布、曙霞、海辰，委婉地将“左联”五烈士被捕及遇害的情况公之于众，并直言：“大批枪杀青年作家，在中国还算是第一次哩——恐怕在全世界的文学史上亦是很少见罢！”
当时，《文艺新闻》作为公开发行的刊物，受到当局严密的监控与束缚。为彻底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青年的罪行，义正词严地表达“左联”的抗议，冯雪峰便与鲁迅商定秘密编辑、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前哨》。
在“左联”活动已秘密转入地下的情况下，编辑出版这样的刊物困难可想而知，组稿、写稿、编务等工作尚可应付，印刷却是一大难事。市面上没有印刷厂敢承印，冯雪峰多次辗转才联系上一家小印刷所的老板，但对方的条件非常苛刻。现代著名编辑出版家，同时也是“左联”成员的楼适夷曾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这家印刷所的老板）不但要几倍的排印费，而且不准印报头和照片，以防在印刷过程中引起别人的注目，发生危险；同时，从排版到印成必须在一个晚上完工，排校完毕后，印刷过程也须有‘左联’的同志在场，以防中途发生意外，有人出头去顶；刊物在天亮前印好后，成品必须立刻搬走，不许在印刷所里停留。”这些条件冯雪峰都一一答应下来。
后来，烈士的照片是在冯雪峰的家里印的，报头“前哨”二字由鲁迅手书后将其分开，分别找木刻工刻制，再秘密送往冯雪峰、楼适夷、江丰等人家中，敲印报头、粘贴照片，与正文装订成册。
《前哨》作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刊发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及烈士们的小传、照片和部分遗作。冯雪峰化名“文英”撰写的短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以笔挟风雷的气势，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作家、摧残文化的种种卑劣行径。
这一期《前哨》虽是秘密发行，但由于揭露了骇人听闻的真相，一下就售出了两三千份，后来又被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人带到国外，翻译成英、日、俄等版本，产生了不小的国际影响。
秘密召开反战会议
1932年底，冯雪峰奉命调往上海中央局（亦称白区中央局、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管理一个对外提供宣传资料的通讯社和“文委”。之后，他就在秘密的状态下，从事地下党机关的相关工作。半年后，冯雪峰又被委以重任，调往中共江苏省委担任宣传部部长，兼管“文委”工作。
1932年8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简称世界反战委员会，又称世界反帝大同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该委员会由各国著名进步人士组成，如英国的萧伯纳、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罗曼·罗兰等，其中罗曼·罗兰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宋庆龄等人为名誉主席。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剧对我国的侵略，1932年底，世界反战委员会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简称远东反战会议)。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原本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筹备的远东反战会议，之后改由我党协助筹备，具体由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冯雪峰全面统筹相关工作。
接到党组织下达的任务后，冯雪峰立即成立了以他为首，包括刘芝明、张凌青等文艺人士在内的筹备小组，依靠“文委”“左联”、上海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全面展开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较量。筹备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产生上海的群众代表，安排国际代表和上海群众见面，以及布置会场等。在冯雪峰的主持下，这些工作均顺利完成。
1933年8月，世界反战委员会的国际代表马莱、古久列、马尔度如期来到上海。筹备小组不顾国民党当局关于外国代表一概不准登陆的禁令，组织学生、工人举着旗帜，跟随宋庆龄共同赴码头迎接。
当时，上海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加之租界的极力阻挠和破坏，给大会的召开制造了重重阻碍。大街小巷布满了特务暗探，国际代表的行踪时刻受到监视，刘芝明、张凌青等人也相继被捕。
在这种情况下，要召开会议困难重重，筹备小组成员之间也只能单线联络，大大增加了工作难度。眼看公开举行反战大会已无可能，他们随即改变方针，着手布置秘密会场。为了转移国民党当局的视线，筹备小组还在报纸上登出假消息：反战大会决定不在上海召开，国际代表拟赴北平等地游历，云云。
但国民党当局没有料到，1933年9月30日，在沪东大连湾路一幢新居里，远东反战会议正悄然举行。在冯雪峰的精心安排下，会前3天，由周文夫妇扮成一对将要成婚的新人，往这幢新居里搬进一些“嫁妆”，而箱子里其实装的是为与会代表们准备的面包。
9月28日晚，参加会议的上海及各地区代表共60余人，由地下交通员三五人一批地带进会场，进去后便不能随意走动、不能站在窗前，更不能走出大门。由于新居尚未购置家具，甚至连水电也没有安装，他们就只能在地板上休息，饿了靠面包和煤油炉烧的一点夹生饭充饥。
当时，令冯雪峰最犯难的是如何将下榻在华懋饭店的国际代表秘密送往会场。一则他们在华懋饭店目标较大，容易引起他人注意；二则新婚夫妇居所出现诸多洋面孔也会惹人怀疑。后来，冯雪峰通过夏衍找到了剧作家、明星电影公司编导洪深。洪深也是“左联”成员，颇有侠义之风，胆识过人，而且还会英语，能和外国代表交流。在洪深的帮助下，一辆贴着明星电影公司标志、专门接送电影明星的汽车载着马莱等国际代表“外出游历”，并顺利地将他们送达会场。
会场设置得隐蔽而简单，只安放着一个供记录用的小桌子，大家都席地而坐，在低声耳语中进行报告和讨论。宋庆龄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
会议开得很成功，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法西斯的宣言，以及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中国红军的抗议书等。会上还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推举宋庆龄为主席。
会议闭幕当天傍晚，交通员分批护送参会代表离开。事后，国民党当局闻讯赶来搜查，却一无所获。中国共产党对远东反战会议的召开给予了极大支持，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对于动员和组织国内各阶层民众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产生了积极作用。
冯雪峰在幕后筹备了这次大会，但会场上没有他的身影，签署的各类文件上也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他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嘛，需要有人在厨房里烧火做饭，也需要有人在客厅里交际应对。好，那就让我永远来做灶下婢吧！”
来源：《保密工作》杂志